就开始上扫盲课，请大家务必配合好。”接着，校长象模象样的教我们识字、写字。教了几个字后，记者在镇领导的陪同下来了。记者一到就夸说我们的扫盲工作搞得好，他们把镜头对着我们扫来扫去。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终于有机会上电视镜头了！可我心里却打翻了五味瓶：我这个多年的县、市级优秀教师也上过几次县电视台的镜头，可这次在镜头里是一个文盲，人家可怎么看啊！

我当时心里难受，就在扫盲作业本上写下了几句顺口溜：扫盲盲扫，上忙下忙，越扫越忙……正写着，有人在我背上重重的拍了一下，说：“高级文盲？”我扭头一看。是一个拿着采访本的记者。我脑子轰的一下一片空白。好在那记者没深究，大概是他见多了我这样的“高级文盲”，他凑在我耳边说：“有的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注意点。”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记者凑在我耳边的镜头，但解说员说是记者现场辅导文盲学员。这个镜头就这样刻在了我心坎里，每每想起，我都感到无比的痛。同时，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形式主义的确害人不浅！

一生的温暖

婚后，我跟妻子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这座城市。

一年后，妻子怀上了我们的宝宝。怀上宝宝的妻子不得不呆在我们租住的小房子里了。一天，我满怀喜悦地回到租住的小屋时，挺着大肚子的妻子一下子扑进了她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我听了妻子的哭诉后来到了房东面前。我给房东陪着笑，房东却拉长着脸说：“别说你们老欠租金，就是不欠，我也绝不允许你们再住这里！告诉你们，我的房子就是放死人都可以，但坐月子绝对不行！”

无奈之下，我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从一个小区问到另一个小区，一直问到火车站后面一个治安很混乱的地方。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我们落着的“小家”，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房东的冷脸和不屑。只有一个房东说：“我也知道这是迷信，但我不这样做，我心里就不安。”

我们走到快到郊区的时候，看见一位老人跨过一条伸懒腰的狗，进入了一间旧房子。妻子看见那条伸懒腰的狗，说：“你瞧那狗多舒心啊！”我勉强笑笑：“你不知道吧！那狗伸懒腰只是为了让长期受到束缚的身体得以舒展，让肺部吸入更多的氧气，以保持健康呢！”妻子幸福地笑：“武哥，你懂得还真多！唉！可惜啊，你一个大学生……”妻子说着就停了嘴，收了笑。我拍拍妻子的肩，微笑着说：“面包会有的，放心吧！瞧你肚子里有了我们的希望，我也很快就可以提高工资了！”我说这话的时候，真想痛哭一场，好好地让自己压抑的心灵，得到自由与释放。但我不能，我无论如何也得在妻子面前微笑，让她看到我们美好的未来。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安下了小家，接纳我们的就是跨过那条伸懒腰的狗的老人。他让我们住到了他那并不宽敞的旧房子。那一刻，妻子要给老人下跪，但老人慈祥地说：“我还得感谢你们不嫌弃我一个老头呢，你们住这里我就不感到孤独了。”

我们在老人那住了一年，但老人那间旧房子和老人那慈祥的面容以及他那温暖的话语足可以温暖我们一生！

一位让我感动的作者

我在一家晚报做副刊编辑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位作者的笔名的事，而让我深深感动。

记得那是深秋的一天，我早早地到了办公室。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然后打开我的邮箱，因为看作者的稿子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很多作者的稿子不仅能给我带来阅读的快感，还能净化我的心灵。但我看了几篇后，出现了一篇极为眼熟的稿子。我停顿下来回忆了一下，记起来了：是在一家大报上看到的一篇很感人的亲情散文！文章的作者原来也给过我稿子，我们晚报只要求在本市首发，于是我决定发了这篇稿子。但当我看看作者署名时，名字却很陌生，作者用笔名并不奇怪，但我还是认真地看了看作者留下的地址，发现地址也很陌生，而且地址写了县、镇、村的名字，后面也留下了联系电话。为了慎重起见，我按稿子后面留下的电话拨了过去。拨通后，却是无人接。拨了三次都是如此。

我开始找原来作者的通联，找到后，我跟他说了稿子的事情。他听后说：“对不起，编辑老师，那稿子是我投的，是我不细心一篇稿子用了两个名字和两个地址，请您给我三分钟我跟您解释，好吗？”我答应了他，然后，我就被他的叙说深深地打动了。

原来，这次给我的稿子的名字和地址都是他的母亲的！他说他在外面工作，一年难得回两次，母亲很勤劳，从来不肯空闲下来。他原来是每月给母亲寄钱，后来想怎么样才能让母亲也上镇上去多看看呢？于是，他想到了让母亲多几次去镇邮局取钱的办法：自己写的文章拿出三分之一署上母亲的名字附上家乡的地址。他打电话告诉母亲，以后收到报社的汇款就是稿费，要及时去邮局取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母亲多点时间出去走走散散心，还让母亲在乡亲们面前感到骄傲。他了解到，他的做法让母亲很开心。而这次，文章放了几天投的时候没注意用了一个跟上次投稿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