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弊病，但其他沉沦下僚或者干脆隐居不仕之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

而今祖珽一篇范文摆在面前，并且已经着重点明了主昏臣佞是齐氏大弊，众人除非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观点，否则也就只能在祖珽文章的窠臼中进行论述。但是在论据本身未足充分的情况下，想要在祖珽文章基础上有所超越，那就只能用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态度与措辞。

在这种思路之下，一众河北时流的相关文章也都陆续出炉。河北向来才流济济，经史文学俱有可观，关中政权在南下攻灭江陵之前远难与之相提并论。而今当一众才士都围绕着一个命题进行探讨撰文的时候，一时间也都名篇频出。

诸如同样才名极盛的李德林便专门著文写了一番北齐的吏治与酷吏问题，以崔暹为代表的东魏北齐酷吏们自诩清正、执法严猛，实则本身却并不能左右上意、裁断公允，于是每有察治鲜卑勋贵时，众勋贵往往得到宽纵豁免，察治汉臣的时候则就吹毛求疵，使人战战兢兢，为求自保不得不趋炎附势。

这篇文章说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东魏北齐任用酷吏以制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还在于高欢父子们的双标。李德林此文却将责任归咎于崔暹等执法官，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该那样执法严猛，从而沦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但这一番看法却获得了高仲密和司马消难的认同支持，要不就说这两人可谓难兄难弟，高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与崔暹之间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针对，司马消难同样也是遭受时任御史中丞的毕义云所逼辱威吓，所以最终才决定西投。

归根到底，还是东魏北齐的监察权任性滥用，故而对于吏治的纠正改善效果不佳，但是对于排除异己却效果出众，东西之间几次大事件都是由此所引发。

“崔暹确是河北大佞，若非此徒不能审时度势，将我逼逐他方，若使我仍留于河北，晋阳一众悍将安敢肆意凌辱我河北士流！”

高仲密如今虽然风光无比，但想到当年遭受崔暹的刁难也是恼恨不已，直将李德林引为知己，亲在府中加以款待，席中更是连连感叹道。

但真正有攻击力的还是薛道衡一篇察奸文，通篇矛头直指崔季舒，直言崔季舒乃是时之大佞，因得宠霸府而殴打君王，又因畏惧强贼而加害府主。

高澄无上下之别、君臣之义，喝令崔季舒殴打东魏主，故有来日恶奴杀己之祸。崔季舒当时不以力谏，反而悍然执行此命，可知其体壮胆怯，来日自匿厕中、任由府主被砍杀于外也是其本性使然。

薛道衡这一篇时文面世之后，顿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崔季舒殴帝三拳，在后世也只是一个乐子人们玩的一个梗，但是在当下来说，却是对君王的权威尊严十足的冒犯与践踏。

这一点无关乎大唐承不承认东魏的法理性，别说孝静帝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写“皇帝”两个字在地上再撒尿去淋，没人看见也就罢了，被发现了照样是大不敬。

尤其做出这件事的崔季舒还是出身博陵崔氏，如此行径无疑是给世族与皇权这本就有些微妙的关系更加触动了一番。崔季舒究竟是因门第而敢于如此冒犯君父，还是本性狡诈谄媚，纯粹是惧于高氏霸府权威而殴打君王？

一时间，不只是河北人士，包括许多关中时流也都加入到这一场讨论中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崔季舒此举是道德败坏、罪大恶极，更有朝士上奏请求朝廷褫夺高澄封爵、并且严惩崔季舒。

这一系列的呼声，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无疑都表明了皇权威严已经在恢复和上升。自北魏皇权急堕以来，到各个傀儡皇帝轮番上台，弑君、逐君等各种暴行频频上演，虽然遭受磨难的是具体的人，但皇帝这个位置本身的权威性也是日渐削弱。

最起码到目前为止，大唐皇帝之所以威望崇高，并非因为他是皇帝，而是因为当今皇帝乃是李泰。所以如今这一系列针对高澄与崔季舒的非议抨击，无论是出于尊皇复礼、还是单纯的阿谀当今至尊，都意味着皇权威严在逐渐恢复，舆情不再容许对其肆意的亵渎践踏。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这件事受辱的苦主乃是东魏孝静帝，根本就不被大唐朝廷所承认，所以朝廷也不会就此给予什么正式的回应，针对此事作出什么处置，只能任由舆情去进行批判。

但这样一来，无疑又造成一个群众呼声得不到呼应、似乎有人在刻意包庇崔季舒的假象。

所以很快针对崔季舒个人的批判逐渐扩散到针对整个博陵崔氏，尤其是作为当朝宰相的崔谦因其位高权重，便也渐渐的非议缠身，不乏人认为就是因为崔谦暗中力保他这个族叔，才让崔季舒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李泰本意是对北齐人事进行一个批判和肃清，却没想到刚刚开始不久便歪楼了，有要波及到大唐人事的趋势，一时间也是不免有些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避免的，毕竟东西方虽是宿敌，但彼此间的人事联系又太过紧密了，无论是鲜卑武人还是河北世族，彼此间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很难做到彻底的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