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子，内务府衙门扫院人月饷为五钱银子。与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相比，后宫主位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了不止一星半点。

第二节 “物权”与其他权益

清代后宫主位在后宫之中享受着高标准的物质生活，但是她们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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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册 ，第4246—4249页。

2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谨按，本换算依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9、570、577、578、587、588页。

权”却是不断地被清代帝王所削弱，其中以“妆奁”为典型。

所谓“妆奁”，即民间所谓的“嫁妆”。在清代的婚姻习惯中，当家中女儿出嫁时，无论门第、贫富，都要尽可能地为女儿准备妆奁。特别是旗人家庭，为女儿准备的妆奁尤以雄厚著称。妆奁的作用除夸耀门第等面子因素之外，最大的作用是作为新娘的“私财”进入夫家。这种妆奁惯例由新娘自主支配，实际上是新娘在夫家立身的经济基础，与其在夫家的家庭地位息息相关。

在清初，后宫主位们嫁入宫廷时，不仅要从家中携带使女入宫，也要携带一定的财物作为妆奁。在这些财物的处理和分配上，她们有着相当的权利。如康熙七年（1668年）世祖的遗孀恪妃石氏薨逝，宫廷按照她的遗嘱将其所用的金钗等物留给了她的母亲。1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月十一日，内务府档案记载：“贵妃因所用银子不足，将银脸盆一个交出，交予管领德赫图等融化取银。……得旨：知道了。”2这些都体现了她们对自己财物的物权。

但是，从清中叶开始，后宫主位的“物权”开始下降。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七日，高宗乾隆帝曾经下达上谕称：“诸太妃所有一切，俱系圣祖皇帝所赐。诸母妃所有，亦是世宗皇帝所赐。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赐。各守分例，搏节用度，不可将宫中所有移给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许向内传送，致涉小气。”3明确提到当时后宫主位的“分例物权”均是由夫家赐予，不能完全自行支配的事实。

与之互为表里的是，在清代中后期的宫廷制度中，无论是皇后的妆奁还是其他后宫主位的妆奁，均由宫廷提供，而不需要其本家准备。这些由宫中准备的妆奁，会在后宫主位入宫之前，以“纳采”或“赏赐”的名义赐予后宫主位的本家，并在入宫的前一日再由后宫主位的本家抬入宫廷。在这种制度之下，后宫主位的“妆奁”就变得徒有其名。直到光绪年间德宗大婚时，这种制度才有所松动。但是所谓“松动”，只不过是“指定嫔、贵人，由内赏给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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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奏绿头牌白本档案》，康熙八年八月十四日条，《内务府奏销档（缩微胶卷）》。

2《口奏绿头牌白本档案》，康熙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条，《内务府奏销档（缩微胶卷）》。

3《国朝宫史》卷4，上册，第43、44页。

两，置办寻常衣服”，1其余朝服、吉服、家具、古玩、用品等还是由宫中预备，让其本家置办的“寻常衣服”也都是由内廷“买单”，本质依然未变。2故而，清中期以降的后宫主位，从她们成为后宫主位的一刻开始，一切的生活便均由宫廷配给。在理论上，其家中的财物、仆役均不能带入宫中，从事实上剥离了其与本家的经济联系。3

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宫廷内生活的后宫主位虽然手中有不少财物，却只能用于后宫人员之间的交际赏赐。如前文所述圣祖康熙帝的惇怡皇贵妃，其所有的首饰，“康熙六十一年，奉旨交养恭亲王之长女。雍正年，交养贝子索诺穆之小女，敦郡王之长女、次女，俱陪送过头面一分，其中各随东珠坠一副。再，进过孝敬宪皇后头面一分，随东珠坠一副。乾隆十五年（1750年），赏过三阿哥福晋头面一分，随东珠坠一副”，4均赠与了其他后宫人员。同时，后宫主位们还要给予周边太监、宫女等人赏赐，数目也颇巨，特别是一些统御宫廷的皇后、皇贵妃，因其涉及的方面广，需要处理的事情、接触的人物也多，“人情”方面的开支便更为庞大。清末曾经侍奉过孝定景皇后的太监信修明记载道：“我所及见者，光绪之皇后在庚子前因宫费不足，年年月月以典当顶当度日。皇后有时自己诉苦，每季节所得的宫费，怎么节省也不够开支的。每年三节两寿，老佛爷、万岁爷的两份供总不能少，虽然老佛爷、万岁爷有赏赐，但总抵不住两份供花费的银子多。对于各王府王妃、命妇之交往，也是正当的一笔花销。下屋女子以做针线为主要工作，买针线、条带及锦匣等东西都得用银子。一位主子爵不论大小，对于皇上殿内的太监、太后宫的太监，小角色的无须赏赐，高级的太监，每到节令，一位皇后国母不赏赐些东西，是自觉着下不去的，因此颇感用度不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