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没错，这都是她的目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把自己挣到的钱，给裴清璋，支援陶静纯的医药费。

别的都涨，医药费也不能避免。1945年2月的这一天，她走在上海街头，手里握着相机。由于清楚地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并且可以轻松地规避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耳目，她丝毫不担心自己会因为拍照而被抓走。

其实这些年在上海，在路上总是匆匆忙忙，急于去这里，急于去那里，从风景中穿过，很少停下脚步来细细欣赏，现在因为这样的机缘而有了机会，若欲自嘲，对自己舍不得，因此镜头之下似乎总带着几分哀伤。

比如此刻，淅沥小雨已经停了，她走在大街上，汽车早已没了，人力车来去匆匆，远不如两年前曾有一次，她站在旁边这栋大楼的三楼看到的那样，汽车向北，人力车向南，秋雨中几乎拥塞了整个马路，不时溅起泥点。

现在连泥点也没有谁来溅起了，脏水只是流进下水道。

生活这样一天一天的萧瑟下去，如同人们的钱包与财产。

她在街角站定，预备拍摄一个空荡荡的街角，然而按下快门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过——这年月还能开得起汽车的不是汪伪的官就是日本人了——她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也许有这辆车，也许没有。

一切也许会好，也许不会。

转过街角，她向人流应该更密集的地方走去。她喜欢拍人像，好的照片应该在那一刻凝固刹那真实，好的照片要能保留那一刻的情感，照片是即时的，所以是永恒的。

走没几步就看到一家银号，果然有不少人拥在那里，也许是排队等待换钱。有人西装革履——有的旧，有的还算半新，总之没有簇新的，有的还洗得发白了——有的穿棉布长袍，厚薄一眼就可看穿。她看到人家换钱，就想到自己的存款，自己的现金，裴清璋存下的那些“礼物”——裴清璋有一日开玩笑说这是她这个恩客打给自己这个长三的“头面”，来日正好拿出去换钱，她即便反对裴清璋自降身价但更欣于裴清璋的苦中作乐——自己还有多少钱？如果以后没有必要，有些华丽的衣服，干脆还是当了好。可是当掉，又可能面临一个价钱不合适的问题。她不愿意拿法币，□□当然更不愿意，可是买家也未必拿得出别的，卖一件大衣难不成人家给你割金子？黑市米索价数千，她还不如拿大衣去换米。

裴清璋知道了一定会嗔怪她，说什么咱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她也不过想想，但内心总觉得，自己离那一步还有多远呢？战争再不结束，她——

她光顾着看人群，未料往前走差点撞上一个身上棉袍洗得太旧的妇女的背，她立刻往后一退后，站定一看，是一群人在看热闹。看什么热闹？她比别人略高些，从人缝里往里一瞧，看见是个破衣烂衫的小孩子，倒在路边，显然已经死去多时——收尸队的，正在把草席给他裹上。

她听见周围人似乎在用各自听得懂的方言聊这个孩子是何时开始在这一带乞讨、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又如何倒在路边的。左不过是营养不良，一个说。看那个肚子大的，是饿死的，另一个说。现在从外面乡下逃进来的难民太多了，昨天在汇丰银行门口睡了五六个，今天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她走到街对面，照了一张看热闹议论的人群，然后离去。

生活这样一天一天的冷酷下去，如同人们的肚子与精神。

她一边走，一边想到王小亭的照片。恍然觉得世事沧桑。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当初来做着一切的想法与初心还在不在？血还热不热？

眼见着对军统那边的理想已经开始动摇，也许眼下只好抓住摄影这回事。

她穿过一片老弄堂，看见面容或萎靡或黄瘦的男男女女走来走去，看见泼辣的母亲追打自己的孩子，看见卖甘蔗的农人依靠墙边，她把它们都拍了下来，却又觉得他们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国人没有太大区别，这就是她想要呈现给世界的中国吗？也许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是认为这一切丑陋还是嫌弃这不是中国理想中的中国？她说不清。

这一天以去接裴清璋为结束。裴清璋今天依旧去送稿子。她唯一能拍得底气十足也非常喜欢拍的，就是关于裴清璋的照片。44年底，上海音协主办的那场陈歌辛音乐会，在兰心大戏院，她专门搞到了票，带着裴清璋去休息——裴清璋说是给她庆贺，她说是让裴清璋也休息休息，最后都说是为了陈歌辛，谁也不提钱的事——事后，她已经不记得里面有几首舒伯特、几首穆索尔斯基，有什么乐器（之前还津津乐道的），只记得路上和裴清璋讨论陈歌辛的遭遇，继而讨论艺术和苦难的关系。得到的答案，是艺术创作不见得与生活的幸福或不幸福有关，苦难未必造就艺术，造就艺术的是寻找艺术、看见美好的心灵。

“不过，我不认为丑陋一定是或者不是艺术。”裴清璋说。

而那一刻的汤玉玮只看见了裴清璋的侧脸，别人也许不觉得，她从来都觉得裴清璋很美，情人眼里不出西施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