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倒也不发烧，但就是不醒。

华沙军营的时候，她也这么昏睡过，那时医生说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撑到极限后的休眠。但这次不同。他让军医给她做了个全身检查，那人信誓旦旦她受的只是浅表伤，连缝合都不需要。

“除了体重偏低，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可能是应激性昏睡，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您什么都不需要做，等待即可。”

自我保护，那为什么手指一直在抖？越这么看，那种失控感就越发在血管里灼烧，某一刻，他忽然很想把什么东西给砸碎，比如最近的，那军医的金丝眼镜。

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移回能让自己冷静的工作，戒严令的调整，待批的逮捕名单，一摞摞文件堆成小山。

在他自己都没意识的时候，巴黎的搜捕网以一种暗流涌动的形式扩张，宵禁提前到晚上八点，所有邮局信件必须二次检查，这些命令一条接一条签发。

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指挥官憋着一股邪火，而这火正在找寻一个出口。连带着下属们，都像被上紧发条的机器般高速运转起来。

第二天，冷静的冰面开始崩裂。

善后工作已近尾声，她仍然没醒。

晨雾中的巴黎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他站在窗前，手上夹着根烟。斯派达尔死得太干脆，那个叛国者用最省事的方式逃脱了审判——他劫持他的女人，划伤他的女人，在死前还用那可笑的方式吓坏了她。

而他的女人还睡着，在受到他妻子诅咒之后。

克莱恩冷嗤一声，指间香烟燃出长长一截灰烬，簌簌落在窗台上，如果诅咒真有用，他早该死在东线雪地里一百次了，可他的女人做错了什么？

她连猎枪的保险栓都扳不利落，就算真亲手杀了他，也不过是兔子被逼急了咬人，纯粹的天经地义。

斯派达尔已经死了，这不够，死人感受不到痛苦，而痛苦才是重点。

八点，施密特送来了斯派达尔官邸的搜查结果，那个名字刺进眼底，带着廉价的解脱感。就在这时，来了电话铃，是昨天派去“保护”斯派达尔官邸的小队。

“指挥官，”听筒里声音绷紧，“目标失踪，卧室空无一人，后门留有车辙。”

他眉骨微沉，“继续找。”

十分钟后，第二通电话接入：“确认目标凌晨扮成女仆，乘坐巴黎纳粹党魁迪特尔专车离开。”

第三通电话在三十分钟后响起，“车辆驶入奥利机场军用通道柏林方面专机在五点四十五分起飞。”

他妈的。

巴黎并不全是他的人，他早该想到的。

希姆莱的慰问电报十分“适时”地接踵而来，字里行间劝着他，顾全大局，息事宁人。

在看到“兹事涉及人员敏感”“维持稳定为要”的时候，电报纸终于在他掌心皱成一团。下一刻，这位有帝国第二号人物署名、盖着帝国鹰徽的文件，在空中划出半道弧线，啪一下落进了废纸篓。

他大步走回卧室临时支起的办公桌旁，逼自己看完最后一份审讯报告，钢笔还悬在签名处，就听见一声短促的惊叫。

“不——”

他几步跨到床前，她皱着眉，小脸一点血色都没有，细密冷汗沁满额头，眼眸在眼皮下快速转动着，仿佛正被迫看着什么可怖默片。

“文。”

他试着唤她，甚至依照医生愚蠢的建议用冷毛巾刺激她，全都无效。

毛巾啪地砸进搪瓷盆，她依然陷在那个他无法进入的世界里，这感觉比当年在顿河前线，看着苏军坦克碾过战友战壕却无能为力还煎熬百倍。

最后，他只能把她整个锁进怀里，制服前襟的勋章硌在她脸颊上，压出一道红痕，却不敢松半分力道。

“我在，看着我，回来。”

他的声音从最初的命令演变成诱哄，最后变成连自己都听不清的沙哑低喃。那一刻，他宁愿她像那些他向来嗤之以鼻的，战场上受伤的新兵蛋子一样嚎叫、嘶吼，也总好过这般。

他看着床上的人开始无意识蜷缩，这不是生理疼痛，他几乎能断定。那些从坦克残骸爬出来的老兵，在睡梦里也会这样，仿佛灵魂还在躲着炮弹。

克莱恩认出了这种“伤”，一种刀枪无法造成的伤。

他叫汉斯请了圣但尼军官疗养院的院长，那院长刚退休，下星期就要回斯图加特。

一小时后，老医生站在床前。

“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她可能会惊醒，对声音敏感，回避触碰，或者…相反，极度依赖触碰。”

“重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熟悉的气味。在她清醒时，不要急于触碰，不要追问细节，让她自己掌控节奏，这很重要。如果她愿意靠近您，当然如果她愿意的话。”

“那么，您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安抚。”

我的存在，就是安抚？

在那个她又一次被梦魇攫住的深夜，他干脆脱掉外套，将她连同薄被一起，整个捞进